“真实主义写作”大家谈
“真实主义写作”提出背景
真实主义写作是针对于当下过于泛滥的非诚实写作提出的,所谓非诚实写作就是伪写作。伪写作包括伪报告文学(它没有膝盖,已沦丧为歌功颂德)、伪评论(它没有心,不说真话,一味溜须拍马)、伪散文(它有一副假嗓子,矫情、做作、没有生活烟火味、没有真情实感)、伪小说(它只有嘴唇,无关痛痒,以说话开始,以不知说什么结束)、伪言论(它喜好歪曲、隐瞒,以不可告人的目的掩藏了事实的真实)……伪写作最终是无效写作。
真实主义写作的提出旨在净化文坛,让写作回到写作中。
2013年1月,我正式提出“真实主义写作”以后,得到诗界的很多朋友相应和支持,他们进行了很多深入的论述和补充,现择选优秀的文字先存放在我的博客里,已示谢念。
大家论坛
十几年来,中国诗歌一直在“实”的道路上笨拙而卑劣地行走,所谓写实,所谓现实,所谓叙事,莫不如此,鸡零狗碎,同流合污。
“真实”的提法有进步,因为“求真”的同时必然要“去伪”,而在“实”的层面上是真伪莫辨的。
“求真”再往前一步,就是求真理了。诗歌的基本动机虽然是求美,但求真理也应该是诗人的追求。
通过这个提法,我希望中国诗歌从匍匐状态,重新站起身来,直起腰来,向上伸开手臂,让手臂成为火焰的翅膀,飞!
——北塔
看了“宣言”很有感触,尤其“忠实于身体……”在场,“忠实于身体的梦想……”“立体写作”,提法很新,很特别,我很欣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我有同感,因为身体与血都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纯物质和外在的东西……对此我有想法。
——黑丰
我从不相信什么主义,但是我深信真实。六十余年的诗歌已经变质,只是玩弄些文字游戏,说一些好玩的话,一些无聊的话,一些废话,这样就可以避开了真实,把诗歌从谎言的包围中解脱出来,是一种勇气,需要一颗最纯正的艺术心。真正属于艺术的新诗会开始,诗歌必将开始于去尽谎言后纯正的真实(节选)。
——墨人钢
赵秋水提出的“真实主义写作”观念,我觉得它抓住诗学的根本和要害。过去,我们曾为文学(包括诗歌)提出过种种主义,像“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等,先后把现实、自然、美、象征、超现实以及现代与后现代等视为诗歌的核心价值。虽然这些各领风骚的主义各有其合理价值,但说到底,诗的至高价值还在于真实。因为只有真实的,才可能是动人的,正如庄子所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论及《古诗十九首》中所谓的淫鄙之词时,也说“然无视为淫鄙之者,以其真也”。当然,与科学所追求的真不同,诗的真是一种心灵的真,它要求写作者尽最大可能摆脱精神上对一切权威意识形态的臣服和奴役,在一种凝神状态中揭示出存在的本然。它不是“客观”的,但由于它是从心灵中无蔽地流淌出来的,因此它才能够给读者以最大的震撼。这正是诗的最高价值之所在。
赵秋水提出的真实主义我赞同,现写一句话回应:
在一个虚伪的时代,我不知还有什么比真实令人亲切。我也找不出比真实更能打动我的写作方法。
面对黑暗,我想到的就是真实,真实是一道光,照亮黑暗。
——周瑟瑟
“忠诚”的两个向度之美
赵大海 赵芮民提出“真实主义写作”的概念,他不是十年前提出,也不是十年后提出,而是在此时此地提出,是个人写作积累喷薄的一朵花?抑或燕赵大地之上蹿出的一朵花?是一种积累、酝酿之后的一种燃烧?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说的,不过是时代借助了他的嘴和灵魂说出了“真话”而已!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以为“真实主义写作”首先是对身体的忠诚。身体对生活的感知、对时代的感知,是幸福抑或疼痛,都是自然的。是我们无法掩盖和回避的。而我们的诗歌从这个角度讲就要替身体说出。说出身体的在场。这时候,从诗写的技巧来讲,是一种写实。其次,是对灵魂的忠诚。仅仅说出身体的感受还是初级层面的,是没有经过加工、思考的。唯有上升的灵魂的高度,进而进行感悟才是一种理性和升华。(也可以说说时“真我”在说。”这时候从诗写的技巧来讲,就是写虚。写进骨头里,挖掘身体里闪光的部分。 从易经角度讲,凡事有阴阳。而赵芮民所提倡的“真实主义写作写作”,恰恰就从身体、灵魂,写实、写虚,阴阳互动,构成了“真实主义写作”的平衡理论。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恰恰需要的就是对身体及灵魂的忠诚。是“忠诚”的两个向度的完美结合。 希望借助《燕赵诗刊》这个平台,赵芮民提出的“真实主义写作”真正能惊醒并引领更多的诗写者,忠诚于身体、魂灵,写出无愧于自我、时代的作品来。 ——赵大海 于青岛蛐蛐斋 2013-2-12
也说真实主义写作
可风
真实是肉体的,疼痛是赤裸的。
文字是亲生的,情感是真挚的,诉说是有力的。
真实拒绝着空虚,泛白,平淡。真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吸纳着普照大地的阳光。真实是一幅画,懂得欣赏,才会分辨。
真实主义写作是孤单的,是新鲜的,是本质的,是骨髓的,也是灵魂的。
是发展的,时常接受着打击。是现实的,逐渐成为生活的必需。也是生殖的,繁衍的,一段时间过后,就将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群体。
我崇尚真实,我用真实的一切充饥解渴。
为真实主义写作喝彩
胡杨
诗人编辑家赵秋水近日提出了真实主义写作的倡议。赵秋水先生主张真实呈现心灵感应、忠实于心灵感受的写作,事实上,这也是当下诗歌创作远离社会、远离人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远离了真实,远离了心灵,也就远离了生命,剩下的,只有死亡和腐朽。
他认为,真实主义写作首先忠实于身体和灵魂的现实:忠实于身体的梦境,灵魂的理想;忠实于身体的幻觉,灵魂的爱;忠实于身体的麻烦,灵魂的苦恼;忠实于身体的疼痛,灵魂的痛苦;忠实于身体的快乐,灵魂的幸福。直面人类生存困境身体困境的同时,也不忘对快乐、幸福、人类尊严、生命意义、灵魂永恒的向往和追求。
其次,真实主义写作要忠实于身体和灵魂的在场,真实写作。其实强调真实写作就是强调的一种写作在场。
作为一个西部边陲的写作者,我深刻地感受到诗意的存在其实是一种真爱、真情的存在,一片草原,那些抒情的歌舞和弦子,真实地表现着人们的痛苦和欢乐,因而它是感人的,甚至是深入人心的力量。如同在无边的沙漠中,看见了春天的绿阴;如同在广袤的戈壁上,掘出了生命的甘泉,那样的情景,该是多么直入内心、沁人心脾。
我认为,真实主义写作是一个人生活经验和精神气质的集合,是他的思想与物质的溯源。一个人从他埋下胎衣的地方出发,落叶归根,最后抵达精神的故土。
广义上看,真实主义写作是一种文化的诞生地,在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制约中,所孕育的与此相适宜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通过劳动实践的检验,渐渐固定下来,形成一个融合包容的体系,成为人们应对苦难的法宝。从文化的应有之意上来讲,越是真实的,越是独特的,越是独特的,越是文化的。所以真实并不意味着寡淡和重复,并不意味着不动声色与原始固化。
在我的生活中,真实是一种教育,它的浸润是无时无刻的。“他们是星辰,浑身笼罩着寂寞的光辉,在夜空中相遇;他们是劳动的气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他们来自哪个花园。”
我沉静在真实中,它包含了奇妙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奇迹,让人不能自拔。
在我看来,真实是一望无垠的处女地,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秘密,只有诗歌能够抵达。直到现在,西部绿洲地域中的情景,时常幻化为各种持续不断的力量,激发我、感染我。那时候,我是一个诗歌的勘探者,自由而快乐。
广阔的绿洲之外,大都有储备可观的盐湖,我见识过盐湖中盐的结晶过程:泉水或者雪水拥挤在一起,附近沙石、碱滩上盐的成分自然而然地溶解于水里,水有了苦涩的滋味,只有品尝才能知道,水中的苦涩参杂了万千滋味,不仅仅是盐。可后来,在酷烈的阳光的熬煮下,水不断蒸发,水中的盐,互相寻找,抱为一团,它们终于跳出水的束缚,人们才看清晶莹剔透的盐。但那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盐,人们把它从浅水中捞出,再次暴晒,直至干裂,使它的表面析出白白的粉末,那些粉末是盐里的杂质——盐硝,风吹掉它们,才是可以食用的盐。
我想,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力量和魅力,诗歌的孕育和产生,大致如此。
因此,我们必须为真实主义写作喝彩。
谎言去尽之谓“真”
·龚道军
《赵燕诗刊》倡导真实主义写作是件好事,这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都说中国当下的文学是衰退的文学,死亡的文学,已经毫无希望了。但是,只要有勇敢的人和有担当的人站出来,中国文学的现状就会改变,就会有希望。有希望就会有阳光。黎明前的黑暗是短暂的,等待天亮唯一的办法是坚守我们灵魂的真实和心中的良知。
如今,各种各样的谎言严重的败坏了我们的传统美德、败坏了我们的社会,败坏了我们的文学,败坏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在,文学是回归真实的正道的时候了。谎言去尽之谓“真”,“真”即真实,真正的文学是真实的。中国需要的是真实的严肃文学,而不是无关痛痒的所谓的“纯文学”。说谎言去尽之谓“纯”,其实是说不通的。“纯文学”是一个可疑的词汇,文学一谈纯粹,就注定非常可疑,就注定它是一种排斥和隔离政治的写作。这种写作在当下文坛非常流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阉割式谎言化写作。
去谎言去到纯文学的层次,还远远不够。说真话才能达到真正去谎言的效果,纯文学是一种既可以不说假话也可以不说真话的文学,这个层次照样能产生文学谎言。比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诗》。这首诗写于1959年的大饥荒,表面挑不出谎言,但它就是一个极端漠视人民疾苦的大谎言。所以,“谎言去尽之谓‘真’”比“谎言去尽之谓‘纯’”好,这样反谎言更彻底!纯而不真的文学同样是谎言文学。不彻底否定纯文学,就不能彻底杜绝文学谎言。
真实主义写作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唯有灵魂与身体的双重真实,才能具备文学真实的内在前提,才能杜绝任何矫揉造作与作秀。现在,中国的文学是抛弃所谓“纯文学”的时候了,抛弃它才会真正迎来中国严肃文学的回归与复兴。期待《赵燕诗刊》越办越好,期待真实的严肃文学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技巧与真实
辛泊平
汶川地震那一年,在扬子鳄诗歌论坛,一个叫姜红伟的诗人搞了一个“5.12汶川大地震诗集出版备忘录”,据他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了100余种抗震诗集,有近万首诗歌,这个数目庞大得有些惊人。而这些铺天盖地的诗歌中,有许多都是一种重复,缺少真实感人的东西,缺少让人疼痛的力道,缺少来自心灵的感触。
一个成熟的诗人无疑是有技巧的,但技巧究竟是什么,恐怕许多人说不出所以然来。在现代诗发轫之初,在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穆旦们的时代,谈论诗歌的技巧相对是简单的,我们可以从修辞、句式等外在的形式和象征、表现、隐喻等现代主义的手法来条分缕析,像当下中学生做的那种诗歌鉴赏的练习题一样,我们总能找到一些硬性的指标。
而当代诗坛,成熟不成熟的流派林立,一个流派有一个口号或者主张,有人垃圾,有人低诗歌,但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也许有些流派的成员都不明就里。到最后,还是各写各的,写作内容或风格相去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而就普通读者而言,似乎不在乎你用什么技巧,他们更关注的是你表达的人生体验和对未知的命名。所谓的技巧更多属于学院里的教授们在写文学史的时候要解决的命题。所以,一个有经验的读者,在读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被那些无法被技巧化解的部分打动,而非技巧。我个人认为,那是一首诗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它可能是粗砺的,但它肯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芒,那是自然的生命,是血脉和骨骼,而非矫饰的作态和自我陶醉。
近来,我正在进行文本细读的写作,我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那些进入我内心并让我有话要说的恰恰是那些朴实自然的作品,像郁葱的《后三十年》,大解的《感恩书》,路也的《木梳》,江一郎的《老了》,张执浩《动物之心》,朵渔的《无题》,李寒的《我爱上了》,沈浩波的《眼前这位老人》,孟醒石的《新龙门客栈》等等等等,它们之所以打动我,不是因为它们的写法有多奇妙,形式有多新颖。从表达上看,它们很普通,它们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诗里传递出来的人生经验或者说生命智慧触动了我的心灵。像我喜欢的以色列的阿米亥和波兰的米沃什一样,他们明白地说话,不佶屈聱牙,不故弄玄虚,但他们的真诚和悲悯却构成一种气场,弥漫在字里行间,让你迷失其中,不能自拔。这是生命感受的力量,而不是文字游戏的胜利。它是阅读感觉而非阅读训练,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对于写作者而言,我记得郁葱先生说过,写作到最后检验的还是学养。是的,学样本身就是一种灵魂的真实。它无法复制,无法模仿,它是一种相对于技巧更为本真的存在。记得前几年刚上网时,在诗江湖、在扬子鳄,在许多论坛,我都看到许多临屏写手,他们的写作速度极快,一天几首甚至十几首,当时活跃异常,然而,现在你还记得谁?那种急行军式的写作是可疑的,青春写作是短暂的,所谓的才华可能得一时之先,但拼到最后还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就像《笑傲江湖》里气宗和剑宗一样,两者兼得当然最好,但如果非要选一,我宁愿舍弃招数而要气宗,从训练正面突围入手,而非取巧的擦边球。当然,这样的训练需要时间,但它更扎实、也更可靠。那些技巧的东西或许只能提供一种写作的可能,它无法推广、无法复制。
这就涉及到了阅读,我经常听有些人讲什么不读当代人的作品之类的话,我不明白他们是像表明什么,是证明自己的原创力,还是有意回避传承,我不得而知。早些年听到这样的话,的确很惭愧,为自己的平庸。人家没有读过作品就能写出那样的文字,自己读了许多反而写不出什么,这是多么难为情的事情啊。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是离不开阅读的,而且是广泛而持久的阅读。不管你读什么,诗歌也好,随笔也罢,甚至是干枯的历史,反正你得读,这应该成为日常功课的一部分。就像在座的众师友,我想也都是有扎实的阅读背景的。比如朵渔,近年来研究近代史,似乎和诗歌很远,但恰恰是这种阅读,使他获得了一种对历史与当下的观照,他的诗歌作品有了历史的青铜之色和青铜之重,我记得他写过一首诗叫《乡村史》,很短,但绝对厚重。而厚重来自真实。退一万步讲,如果你不读,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已经写到什么程度了,你自己闭门造车鼓捣出来自鸣得意的东西,没准早就有人写过了。所以,必要的视野还是应该的,它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
在诗歌里,我们当然可以借助想像和虚构,然而,那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诗歌最后的抵达,应该是心灵与心灵的呼应,灵魂与灵魂的观照与守望。说到底,诗歌的质地,应该是心灵的袒露,与灵魂的真实。
假象的恶魔
林忠成
让·鲍德里亚在《形象的恶魔与假象的运动》里指出,“世界已沉溺于对形象的疯狂追求之中”,“形象变得比真实还要真实,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里,它已变得不再像其自身了,它逃避了它自身的逻辑。”他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近几十年来,人类被自身制造的各种“形象”“所指”“隐喻”“符码”重重包围,从精神到肉体被这些符码劫持,生活在拟象世界,不知今夕何夕。这些符码与拟象,像厚厚的皮靴阻隔了脚板与大地、土壤的直接接触,人类与大自然原初的接触消失了,所有以拟像和符码为砖块堆砌起来的文明大厦,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所有的拟象、形象、所指其实都是一种假象,人类在假象的沼泽里越陷越深,所以,对于真实的呼吁与渴盼,其实就是一种寻找过程,一种回归过程。寻找一双未被皮靴包裹的脚,体验脚板插进泥土、被粗沙与鹅卵石硌疼的原初质感,在当今诗歌写作里显得非常迫切。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符码与拟象的危害,它们像癌细胞一样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器官,篡改人类的感知与判断,误导人类的创造方向,把人类推向异化的深渊。符码与拟象有谋杀能力,它对真实世界会形成谋杀,对具象世界形成遮蔽,妨碍肉感的、现场的生活。梳理一下西方一千多年来理性大厦的构建经过: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一切美的事物都以理念为源泉,有了它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黑格尔描述“观念之物把握世界的本质,并将其转变为精神王国里的形象”。谱罗提诺提出“世间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分享了理型。”曼·弗兰克认为黑格尔的理性是“理性上帝”。柏拉图把绝对本质称为“理念”,黑格尔称它为“理性”,谱罗提诺称之为“理型”,马克思称之为“客观规律”。这一脉相承的欧洲体系,近几十年来,渐渐被符码、拟象、形象所代替,后者变成了新的庞然大物,变成新上帝,牢牢控制了社会生活。让·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文里担忧地指出,“拟象激进的乌托邦形式开始进入当代社会所有层面,出现了天昏地暗的造反。”电脑合成图像、电子游戏、电影电视等,凡是数字化处理模式,都是人类新近创造的上帝。它们让人类生活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也让人类越来越孤僻、感官越来越迟钝、本体性越来越式微,生活陷入由图像构成的假象世界,坐在电脑前对世界做出隔靴搔痒的判断,通过一大堆繁杂的、冷漠的数据与他人、与世界打交道。
折射在诗歌写作里,充斥诗坛的所指、符码、拟象、意喻一直以来都是一股强大势力,占据着话语权。通过大量仿真图像对世界进行模拟,对生活进行模仿。从郭沫若、徐志摩、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到北岛、杨炼、舒婷等朦胧诗群体,无不通过建构庞大的意象森林,实现对人生的二度模拟或者二度还原。从一开始,中国诗人就是喝着拟象酿造的塑料奶水成长,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性宿命,逃无可逃。这种宿命,跟中国人无法逃避被新闻联播“绑”往“幸福乐园”一样,跟北京人无法逃避沙尘暴与灰霾天气一样。虽然,我们也常常在朦胧诗里读出愤怒与批判,读出时代黑暗与反人性,读出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但这一切,是通过所指、隐喻等模拟出来的,是隔墙喊话,隔山打牛。中国诗歌非常缺乏对苦难存在单刀直入式的写作,那种去蔽的、祛魅的血淋淋写作。非常不真实,看上去非常奢华、繁缛,语言烂若舒锦,铺张扬厉,缛旨星稠,用这些语言符码制造出“大唐盛世”的假象。现在被各种烂诗塞满的官方刊物像一架轰鸣运转的专业造假机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曲意“迎奸”,自觉或不自觉配合权力话语粉饰太平,用大量唯美的“稻草”对这个时代粗粝的、狰狞的、吞噬人性的、暴戾的一面进行遮盖。它们诱导诗人们往喉咙里涂抹猪油,吊起嗓子眼,用美声唱法遮蔽民间的苦难呻吟。
在民间诗歌里,那种真实的、对苦难存在单刀直入式的写作像地下潜流与闪烁的野火,黄翔早年的“火神交响曲”系列,食指的“疯狗意象”,北岛的“我不相信”,是非常靠近这种去蔽的血淋淋写作的,但它们与存在之间还隔着一条缝隙。90年代,周伦佑的“红色写作”与近年提倡并践行的“介入写作”,于坚的“零档案”,已故诗人杨春光的波普写作,郑小琼的“工厂流水线”系列,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国存在的无缝对接。清洗层层意象堆叠在诗歌里的积垢,还原其本体面目,显得十分必要。但一个悖谬的宿命是,人们不得不依附“形象”“所指”“意喻”等拟象去反对荒诞的存在。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独断论的暴君,回忆80年代,第三代诗人们提出“退出文化”“退出隐喻”“退出象征”“退出形容词”,回到“前文化”“前文明”状态,同向度还有“反价值”“反文化”“反所指”等。他们其实也是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谬:诗人们只能以一种文化反对另一种文化,以一种价值反对另一价值,以一种形容词反对另一种陈旧的形容词。古希腊一个狰狞的寓言也许象征了这个纠结:一条大蛇调转头,从尾巴开始吞噬自己,最后结局怎样?蛇消失了吗?这种吞噬会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一样循环往复,永无终结。历史是独断论的,语言也是独断论的。清算“形象”“图像”的陈旧板结,只能是广度、深度、力度上的区别。让·鲍德里亚所以深恶痛绝地称“形象”为恶魔,恶魔都是超级强大,蛮不讲理的,它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商量余地。
值得警惕的是,提倡真实写作,提倡短兵相接地介入现实,要提防伪现实主义的幽灵借壳寄居。一提到反映现实,反映真实,人们的审美趣味立刻被“红旗飘飘把手招//亲人们迎过延河来//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批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劫持。这种《回延安》式的伪真实曾经铺天盖地绑架了中国人的美学走向,要么跟他们一起拿起刷子、粉笔、油漆,伪饰、化妆现实生活,配合意识形态播放的旋律,站在高山之巅,远眺大河滚滚,眼珠暴突,装作气壮山河的假样:啊,啊!啊!元遗山在《南濠诗话》中写的“纵横纵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是对这类缺钙文人的精准描谱。要么假装对黑暗存在视而不见,噤若寒蝉,一昧凌空虚蹈,以闲花野草寄托闲情逸致,伪超脱,伪崇高。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话没有过时:“何况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直接充当鹰犬吠客在当今会被嘲为没品没格,所以退一步,出言玄远,任诞旷达,不及物,躲在隐喻后面玩弄鸡零狗碎的意象,人格委顿,精神苍白,头颅不能上昂,肩膀不能担当。五四时代鲁迅那批文人身上的“铁肩担道义”风骨、神韵,至今几乎蒸发殆尽。北宋大儒张载对知识分子的道统作出厘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道统其实自古就有一批文人在持守,形成了一条纵向精神之河:沉郁愤懑的司马迁、临刑弹《广陵散》的嵇康、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死不屈服的张志新等都是这条河上的浪花,1949后的诗歌圈也涌现了一批敢“为生民立命“的诗人,虽然精神气场没有前面几位宏大——被折磨成“疯狗”的食指、西单墙上贴诗的黄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北岛、提倡介入写作的周伦佑等等。当今中国非常缺乏敢于担当、敢于正视扑面风沙的文人,充满玩弄琥珀坠扇与翡翠戒指的伪贵族。文人普遍忙于“立利”,而不是“立心”,只为自己“立命”,不为生民“立命”。一群内心冷漠的雅士,北大教授钱理群把他们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犬儒主义自古就有,于今为甚。北宋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生物”自由生长,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问题是,它受到了严重压抑与摧残,“生物”不“生”,畸生,“立”显得尤其迫切。
另一种难以把握的维度是,不管是短兵相接的批判还是周伦佑提倡的介入写作,要警惕工具论的复活,避免诗歌沦为钳子、铁锤、凿子、匕首一类的战斗工具。如果有一天诗歌真的充斥了喊打喊杀的口号,与街头抗争标语无异,只剩下粗糙的愤怒宣泄,诗歌的末日也就到了。介入与批判,必须首先恪守语言与审美的维度,诗歌的本体性存在必须尊重,它原在的气质必须维护。历史已明证,郭沫若、左联诗人殷夫、蒋光慈等,直陈胸臆式的叫喊大大减损了美感,郭氏式的咆哮令人避之不及,除了高门大嗓几乎没剩下什么。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倡的“能指”——语言的声音效果,倒是被郭氏发挥得淋漓尽致。
形而上的“真实主义写作”
王霁良
“真实主义写作”是河北诗人、《燕赵诗刊》主编赵秋水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有了这个论点、口号抑或概念之后,来信嘱我对这此谈点儿看法。应该说,于诗,我是赞同这个提法的,或许这个“真实主义写作”将来也有立得住的可能。因为作为创辟之见,这个提法显然抓住了要点,很有高度。
之所以有这个提法,秋水先生说“是针对于当下过于泛滥的非诚实写作提出的,所谓非诚实写作就是伪写作”,而“伪写作最终是无效写作”。
他是这么来论述“真实主义写作”的,——“真实主义写作就是:真实呈现心灵感应,忠实于心灵感受,再现写作时的身体和灵魂的现实,幻觉和梦境”,它首先忠实于身体和灵魂的现实,其次是强调写作的一种在场。
在我看来,“真实主义写作”实际强调的是艺术的再现与还原,所谓“真实”也是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真实。谁都知道艺术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真实主义写作自然是艺术创造之后的真实,是形而上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真实的搬运工。
所谓“不上高山,不见平地”,“真实主义写作”荦荦大端,于当今写作有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