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荣泉先生在河北地方史、当代史和燕赵地域文化等研究领域均有开创之功。他步入古稀之年后，遍检《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及唐代诗人诗集或校注，积数年之功，撰著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唐代燕赵诗人丛说》，首次为世人全景式地展示了唐代的燕赵诗人及其群体与诗歌创作恢弘气象的历史全貌。
《唐代燕赵诗人丛说》37万余字，分12章，其突出特点是：
在体例上，既非诗史，亦非诗评，属于丛说之作。即以燕赵地域历史文化为视角，围绕唐代燕赵诗人整体及其诗歌创作与时代状况，一是集中展示初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以及大历诗人、元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边塞诗等的燕赵诗人创作情况及创作个性，对每个诗人的生平、诗歌创作成就、艺术风格、代表作以及文学活动、诗文流传情况等都条理分明的加以介绍；二是集中探讨唐代燕赵诗人诗歌创作发展与流变的历史脉络、走向及艺术风格、审美差异，由此揭示唐代燕赵地域文化特色对唐文化及唐诗的影响，凸显燕赵诗人对唐诗的发展演变与繁荣兴盛所作的独特贡献和所取得的独有成就，以及在唐诗、中国诗歌发展史乃至中华文化、燕赵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在研究方法上，秉承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而又注重借鉴当下的分析、解释研究范式。首先，以史为据，作纵向梳理，着力探讨有唐一代燕赵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在燕赵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涵化共生的内质。其次，以诗言旨，作横向整合，全面考察唐代燕赵诗歌在自身发展中独有的传承因素以及创新求变的诗风流派外观显现。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境遇和文化心态主导着诗歌文化的走向与文学价值诉求以及不同的审美意象。而尤需注意的是，唐代是一个文化高度开放的社会。《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根据上述特点，作者让诗歌文本自身“说话”，即立足于历史文化语境多向度考察诗人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文化心态与诗歌流派、风格产生及演变的内在关联。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后，燕赵诗人多有反对藩镇割据、反映战乱、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唐代燕赵诗人遭贬谪者为数不少，在被贬之地，有的创作出“寒酸苦厄的贬谪诗”，有的却创作出“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力作”。有的燕赵诗人一生不仕，生活艰苦，故有的形成“险怪奇异诗风”，有的成为“唐代通俗诗派先驱”。对此，有学者早就指出：“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变化，当然和社会环境有种种之关系……考察士人心态的变化，可以对文学思想演变的种种现象作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
在研究向度上，作者紧紧把握诗人、诗歌与地域文化精神的关系，以及与诗歌传播文化生态的关系，加以突出论述。作者特意设立了第十二章“慷慨悲歌燕赵边塞诗”，以“初唐：燕赵边塞诗的酝酿期”、“盛唐：燕赵边塞诗的鼎盛期”、“中、晚唐燕赵边塞诗的余韵期”等三个阶段的分期集中分述燕赵边塞诗的诗歌特质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并由此强调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精神内核与唐代边塞诗的内在精神关联，很好地揭示了地域文化与诗歌文化涵化共生的内在联系。如从唐代盛衰动荡不已的历史变化情况论及“中、晚唐燕赵边塞诗的余韵期”时，作者首先指出：“‘安史之乱’爆发，燕赵诗人大都避乱江南。河北藩镇崛起，拥兵割据，唐王朝由极盛趋向衰落。燕赵边塞不再是士人从军或漫游之地，燕赵边塞诗从此转入余韵期。”此论与第十章“中、晚唐燕赵其他诗人”末尾所概括的唐末“燕赵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则显得衰落和消沉”的结论相对应，其实这也是整个燕赵诗坛由此转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拐点，并无形中给出了燕赵宋词之所以不名于世的重要历史因素。
在论述诗歌传播文化生态时，作者强调指出：“有唐一代，初唐，卢藏用第一个为陈子昂编集作序；盛唐，李阳冰第一个为李白编集作序，二人堪称燕赵诗歌史上的‘双璧’。”并对不以诗人著称的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给予了“对唐诗和中国文化作出了功在千秋的贡献”的极高评价。总而言之，《唐代燕赵诗人丛说》对燕赵诗歌史、中国诗歌史研究乃至燕赵唐代文化研究、燕赵文化研究、中华文化研究，均有新的研究视点开拓之功，其善大焉！（胡克夫 袁淑萍）
首页 
